费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

上海崇明公交公司的工程师接到了转移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的任务，将他们从长兴岛送到嘉定指定的隔离点。

3月25日，在通知家人后，费辉和五名同事住进了指定的酒店，开始了24小时不间断的袖手旁观之旅。

在任务高峰期，6个人一天总共走了23趟。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运送了3000多人。费有时晚上10点多接到任务，半夜两三点钟到达目的地，回到长兴岛时已是早上八九点钟。做了一些调整后，他不得不重新开始。

“现在几乎没有空余时间，除了基本的睡眠时间，全部都在路上。”费辉说，转运中严格执行了防疫措施。这辆公交车是专门改装的，驾驶室和车厢用玻璃隔开。整个过程中司机与乘客没有任何接触。

运送无症状感染者每天都要和病毒打交道。当费辉跑完步回到酒店时，他能感觉到周围的人在“躲着走”。他很理解，轻松地说:“担心感染很正常。我们都习惯了”。他相信只要保护好自己，就不需要担心。

防疫要求严格，运输司机必须穿戴全套防护服、口罩、手套等。为了减少换气，车内不允许开空调和窗户。4月初，上海气温攀升。外面30摄氏度的时候，驾驶室里35摄氏度，防护服里50摄氏度。

“就像在蒸笼里开车一样。”费辉形容，“有时候汗水粘在眼睛上，脱下衣服不拧就能滴出水来。”他的手套沾满了汗水，手上的皮肤湿透了，又白又皱。当你摘下面具，你可以看到他脸颊上的两个红色印记。

尽管汗流浃背，费慧还是不敢多喝水。一次旅行短则六七个小时，长则十几个小时，期间连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他和他的同事都穿着“尿布”。此时，他笑了，“刚开始我很尴尬”。

每次出发，他开车的时间都不长，一个多小时，等待“无聊又煎熬”。在转运无症状感染者时，需要始发地和目的地的工作人员逐一交接，逐一核对信息，上车对号入座。“等两三个小时很正常，等半个小时就超级幸运了。”费辉说，等的时间长了，已经在车上坐好的人会着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感觉他们都很担心。毕竟是离家的人。”

司机记得有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刚开始太热，没上车。他的陪读妈妈答应给他买一个“奥特曼”娃娃，他也顺从了。“很尴尬，戴着口罩坐在车里，一路上也没什么麻烦。”费辉一直担心小男孩的期望落空，隔离收容所医院买不到奥特曼。

大部分需要换乘的人都很配合，车厢里一路都很安静。费偶尔会透过窗户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我的心会收紧”。他不习惯外面空车的上海，怀念车多拥挤的日子。

这位老师傅开了35年的公交车。在平时的日子里，“上下班的时候人最多”。他回忆说，春天的时候，透过窗户，经常可以看到年轻人带着耳机跑步，老太太遛狗。偶尔，他注意到有拿着花的女孩在斑马线上等着，有拿着自拍杆的外国游客在对着镜头微笑。当巴士经过长兴岛郊野公园时，该站的乘客大多都带着一袋时令水果。每次公交车进站，乘客都在等一等车。打开车门后，他们冲进车厢。

现在，费辉每天奔波在隔离点和转运点之间，路过的店铺大多关门了。以前门前排队的网络名人奶茶店，已经拉下了卷闸门，门口不再有手牵手的年轻情侣。有些街道路口封得很长，几乎看不到路人，也看不到车。只有少数保障供应和转运的车辆在运行。“我的乘客也是无症状感染者。大家都戴着口罩，挨着坐，手里拿着卷起来的铺盖，谁也不说话。”

费记得，去年上海花博会福星馆周边一片“五彩缤纷的花海”，今年4月4日，福星馆收容所医院开始接收的轻度无症状感染者。为了引导转运司机不走错路，沿路都种上了“彩旗”。

即使不堵车，也不用理会突然冒出来的电动车。费辉开着转运车还是很紧张，因为“转运车工作安全第一”。

开车前后，他至少花15分钟在公交车上走一圈，检查轮胎、车灯、后视镜、刹车是否正常，这也是他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晚上光线差，视线模糊。他“怕出点小意外”，于是直起腰，脖子前倾，透过防护面罩仔细辨认路况。

无症状感染者被安全运送到收容医院后，费辉和同事们将返回长兴岛的隔离酒店，而大巴车需要开到隔离点由专业人员进行消毒，座椅、车厢地板和各个角落保持完好，需要两个小时才能继续转运。驾驶室里还存放着两瓶消毒喷雾，司机在换防护服前喷洒。

工作之初，费辉毫无头绪，“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任务”。现在，他已经能够调整心态，“把紧急任务当普通工作”。这项工作非常密集，但他很乐观，相信“末日永远不会太远”。

在一次私聊中，费辉的同事把这个任务称为“人生摆渡”。面对这个词的时候，他笑得有些羞涩，但他坚持“只有互相鼓励，才能坚持下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执行转运任务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席卷全球，他负责把从浦东机场返沪的人运送到崇明的隔离点。他回忆说，3月27日晚上6点多接到紧急任务，穿上防护服在机场一直等到凌晨2点多。当时国内国际航线几乎全部停航，机场冷清。看到12位同胞回国后，他一边整理行李，一边安排座位。他观察到，有些乘客虽然很累，但心情很轻松，还有人不经意间说了句“我终于到家了”——听完之后，他觉得“等了一夜都值了”。

两年后，他又承担了转运任务。相比上海这次疫情，“需要运送的人更多”。

休息的时候，费辉会和群里的同事聊聊天，告诉家人他很安全，说说自己近期的退役。他今年59岁，最喜欢发“咧着嘴笑”和“奋斗”的表情包。

“有时当你运送病人时，你会看到曙光。”飞辉在清晨感觉很舒服，可以看到天空慢慢亮起来。他期待着任务结束后大巴再次载满乘客的那一天——“他们手里拿着风筝、飞盘和水果，而不是一卷被褥。”

罗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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