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理论创立与课题负责人：余求宝）｜预商数字经济研究院

摘要

1776年《国富论》出版，亚当·斯密以"谷物—面粉—面包"的价格分解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提出工资、利润、地租"三位一体"的分配框架。250年后，数字经济把斯密当年不可能预见的一个变量推到前台：产消体的需求信号行为，正在成为价值创造的原始来源。余求宝预经济学以"预见—预置—预分配"为核心框架，提出"消费劳动论"与"小麦论"，将消费行为重新界定为一种创造价值的数字劳动形态，打破"生产劳动独占价值源泉"的传统认知；并以社会财富总公式 W = N + Lp + Lc 为公理底座，论证"第四权·数据来源者收益分配权"的法理正当性。本文系统梳理消费劳动论的理论内涵与小麦论的隐喻框架，分析其在产权演进史上的革命性意义。核心观点是：当产消体的消费行为被确认为价值创造的起点，来源者（D端）便应从产业链的被动末端走向收益分配的主动前端——这正是斯密未曾回答、而250年后的中国学者郑重接续的那个问题："小麦是谁种的，种的人该分多少钱。"

关键词：《国富论》250周年；亚当·斯密；预经济学；消费劳动论；小麦论；第四权；数据来源者收益分配权；产消体

一、引言：斯密的价格链条里，藏着一个250年的盲区

1776年，《国富论》出版。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写下了一段被后世反复引用的分析：

"在谷物价格中，一部分付给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付给生产上所雇用的劳动者的工资及耕畜的维持费，第三部分付给农业家的利润……在面粉的价格中，我们必须将谷物的价格、磨坊主的利润以及他们的雇员的工资加在一起；在面包的价格中，必须将面包师的利润和他的雇员的工资加上去。"

这是经济学史上最优雅的一次"层层加码"：小麦从地里出来，经过面粉厂、面包房，每一次加工都在价格上叠加工资与利润。斯密由此推导出那个影响世界250年的结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他还在序论中宣告："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斯密把"劳动是财富源泉"钉进了现代文明的底座。这一点，250年没有动摇。

但他留下了一个无人正式回答的问题。

当他拆解"谷物→面粉→面包"的价格链条时，他详尽地说明了面粉厂主的利润、面包师的利润、运输者的工资——他却从未追问：小麦是谁种的？那个把小麦种出来的人，在后续的加工溢价和品牌溢价中，究竟该分多少钱？

更关键的是：斯密时代没有平台、没有搜索引擎、没有用户评价。他不可能预见——250年后，"小麦"不再是地里的庄稼，而是屏幕上每一次搜索、每一条评价、每一次"加购后放弃"的需求信号。种这"数字小麦"的人，叫产消体。

2026年，《国富论》出版250周年。一个当代中国学者——余求宝，用预经济学"消费劳动论"接着斯密往下写。本文所做的，就是把这场接续的系统论证完整呈现出来。

二、消费劳动论：当"购买"成为一种劳动

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篇第三章区分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前者施加在物品上会增加物品的价值，后者不增加。250年来，消费者一直被默认归入"非生产性"那一栏：你花钱、你消耗、你实现价值，但你"不生产"。

预经济学的"消费劳动论"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却与斯密"劳动是财富源泉"公理完全相容的判断：消费行为本身即是一种数字劳动形态，它创造价值，而非仅仅消耗价值。

逻辑支撑来自三个层面：

第一，消费行为包含了信息生产劳动。在数字经济中，每一次搜索、比价、真实评价、放弃原因反馈，都在向市场供给需求信号。这些信号是生产决策的前置输入——你深夜写的那三百字差评，三个月后让工厂改了模具；你反复比价后"放弃购买"，让平台调整了进货权重。在传统GDP里这些动作是零，在真实生产函数里它们是第一道工序。

第二，消费行为承担了风险配置功能。通过预订、预售等前置交易，消费者提前锁定需求信号，生产者不必在完全不确定的状态下组织生产。这种"以需定产"的风险分担本身具有经济价值，理应获得回报。

第三，消费行为中孕育着"产消体"这一新型主体。预经济学将数字经济中的消费者重新界定为产消体（Prosumer Entity）——在同一交易闭环中，他既是消费实现端，又是需求信号供给端。产消体具有三重规定性：行为上以消费目的驱动信号供给（非雇佣、非生产场景），价值上信号经筛选后进入余氏方程 V=α(B×D2) 被计量为有效活劳动贡献，权利上享有"数据来源者收益分配权"（第四权）。

产消体与托夫勒1980年描述的"产消者"有根本差异。托夫勒只说"边界消融"，没回答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什么性质；瑞泽尔、福克斯等西方左翼学者将其批判化为"数字产消劳动"，揭示了平台无偿占有，但至今未明确界定它是否属于"生产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徐艳如，《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2期）。消费劳动论通过三重规定性完成了从现象描述到主体建构、从异化批判到制度确权的范式升级——产消体不是"消费者+生产者"的叠加态，而是一个新的独立经济主体范畴。

与马克思的桥接：马克思对"生产劳动"有严格结构要求——物化于商品、在特定生产关系中被组织。消费端的信号行为不满足"物化于单个商品"和"雇佣关系"两项经典条件。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总体工人"时，已将工程师、监工、运输者纳入创造价值的广义范畴——理由不是"他们纺了纱"，而是"他们的劳动是使最终产品成为有用产品的必要环节"。消费劳动在数字时代的定位与此同构：信号不凝结在某一匹布上，但凝结在"该不该生产、以什么规格生产"的决策结构中，物化于被避免的浪费。这并非对马克思的修正，而是沿"总体工人"范畴在数字生产方式下的边界重勘——正如19世纪运输业被纳入生产劳动时，也曾面临同样的质疑。

基于上述逻辑，消费劳动论提出了一个革命性主张：既然消费行为创造价值，产消体就应当作为价值创造主体参与收益分配，而非仅仅作为价格接受者承担成本。这为"第四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消费资本论"的路径分界：2006—2007年本文主要作者余求宝曾参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应用讲授，2007—2008年因学术路径分歧主动分流。根本分歧在于"消费是否直接等同于资本"的定性跳跃违背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一般规律，且缺乏可计量、可确权的制度载体。消费劳动论回归"劳动逻辑"而非"资本逻辑"，以"消费劳动+按数分配"替代"消费资本+返利"，在概念底座、计量方法、制度出口三处形成范式级差异。

三、"小麦论"：三层结构、总公式与第四权

3.1 斯密的价格分解 vs. 数字时代的"小麦"追问

斯密把"谷物→面粉→面包"的价格链条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这套分解在250年里无懈可击——但它有一个结构性盲区：他解释了面粉厂主的利润、面包师的利润、运输者的工资，却从未追问小麦种植者的位置。

更精确地说：斯密解释了加工者和经营者的权利秩序，但没解释原始来源者在后续层层溢价中该分多少。

250年后，"小麦"变成了产消体在屏幕上种出来的需求信号。问题没有变：种的人，分到了吗？

3.2 社会财富总公式：W = N + Lp + Lc

古典政治经济学隐含的财富创造公式是 W = N + L（自然资源+劳动），新古典以来被改写为 W = C + L（资本+劳动），资本由此获得了"要素报酬"的法理依据。预经济学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给出的完整公式是：

W = N + Lp + Lc

> N 为自然资源（小麦/数据原料），Lp 为生产性劳动（面粉厂/平台加工），Lc 为消费性劳动（产消体的需求信号供给）。

这个公式的颠覆性在于：它把 L 拆成了 Lp 和 Lc——生产端劳动和消费端劳动共同构成活劳动的全部外延。

需要说明：这个公式说的是"新价值从哪来"（价值创造的源泉归因），不是"商品里装了什么"（价值构成）。服务器、算法、基础设施这些过去劳动的结晶当然存在——它们是工具，不是源泉。就像面粉厂的磨盘是工具，磨盘不种小麦，小麦才是源头；平台的基础设施是"数字磨盘"，它转移价值、承载流程，但不创造需求信号本身。源泉端漏记的，是 Lc 这一项。

传统产权秩序给 Lp 发了工资、给资本（C）分了剩余，却对 Lc 的产出（需求信号降低的信息不对称、减少的无效库存）长期计为零——小麦论三层结构揭示的，正是 Lc 在财富核算中被系统性漏记，导致 D 端在分配链条中从起点退到末端的全过程。

由此推导出的分配正义原则不是"多分一点"，而是"先补记再分配"：Lc 不是道德呼吁下的额外照顾，是财富恒等式里本该入账的那一项。第四权不是劫富济贫，是把漏记的账补回来。

3.3 三层结构与第四权

"小麦论"将产业链划分为三个层次，并与总公式精确对应：

? 第一层（原始行为信号层 / N + Lc）：农民种出小麦，或产消体供给需求信号。这是价值的原始来源。对应数字经济中，即产消体的搜索、评价、放弃反馈、复购投票——它们是价值创造的"原材料"，是D端活劳动的外化形态。

? 第二层（初级加工层 / Lp）：面粉厂将小麦磨成面粉。对应平台对原始数据进行脱敏、聚合、建模——对应"数据二十条"中的数据加工使用权。

? 第三层（终端产品层 / Lp）：面包店将面粉烤成面包。对应数据产品商业化运营——对应"数据二十条"中的数据产品经营权。

传统产权制度解决的是第二层与第三层的权利秩序：面粉厂与面包店之间的交易、利润分配、品牌溢价——"已有蛋糕如何切分"。但第一层产出的原始价值，是否在后续层层分配中被合理确认？没有。

"数据二十条"（2022）确立了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主体均为平台（数据处理者）。个人端的收益权仅原则性表述为"探索个人、企业、公共数据分享价值收益的方式"——第一层来源者的权利，制度上留了白。

预经济学据此提出"第四权·数据来源者收益分配权"：

第四权的法理逻辑不是推翻三权，而是补全第一层——小麦是谁种的，种的人该分多少钱。这与"数据二十条""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严丝合缝，是让文件自己替自己说话。

3.4 第四权的实现路径：NDF与按数分配

第四权不通过"个人卖数据"实现（那套硅谷叙事在中国行不通），而是通过NDF（全民数字基金）按数分配实现：

产消体的有效信号贡献值记入数字化台账（不离开平台服务器、不暴露隐私）→ 全国有效信号总池 ÷ 个人贡献值 × 行业池系数 = 分配基数 → NDF从平台数据业务营收中按阶梯比例抽取注入，初次分配环节返还至产消体账户。

需要说清的是：NDF抽取的不是平台的钱，而是把账本上原本记在平台名下的Lc份额归位——Lc先漏记，NDF后归位，顺序不能反。NDF不是税收、不是转移支付、不是UBI，是产消体的劳动所得。正如面粉厂可以赚加工费，面包店可以赚品牌溢价，但小麦的种植者有权拿到"小麦价"之外的那份来源者收益。

四、产权革命：从"资本主导"到"来源者确权"

250年来，西方产权理论建立在"资本主导分配"的预设之上。预经济学对此的根本质疑是：资本主要扮演"催化剂"角色——能加速价值创造，但不直接创造新价值。真实的财富源于自然资源（N）和人类劳动（L）的结合，其中既包括生产劳动（Lp），也包括消费劳动（Lc）。

分配权的配置应当基于"谁创造了价值"，而非"谁占有了资本"。消费劳动论将产消体确认为价值的共同创造者，小麦论将原始来源者置于分配链条的起点而非终点——第四权是把漏记的账补回账本的制度工具。

这种产权革命的实践形态，在预经济学的"595模型"中得到了结构性表达：社会主体中5%为"预期塑造者"（平台/品牌/规则设计者），95%为"预期参与者"（产消体/数据提供者）。二者不是固化的阶层二分，而是基于"优质预期贡献度"的动态协同关系——D端信号质量持续高于阈值可进入预期校准池，5%席位不世袭。产消体通过预购、数据贡献、劳动付出参与价值创造，理应获得劳动报酬和数据收益。

五、结语：斯密没写完的后半句

250年前，斯密写下那句流传至今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他用"看不见的手"，为生产端的劳动者在交换秩序里赢得了尊严。

250年后，预经济学替产消体争回同一件事：你深夜认真写的那条评价，不是垃圾时间，是数字时代的地基。

斯密一生最漂亮的一刀，是替劳动者在价格链条里争到了位置。但他那根链条的起点，是已经进了磨坊的小麦——他没追问小麦是谁种的。

250年后，一个中国学者把起点往前挪了一步：

全球分工造出了手机，你的行为数据决定了它长什么样。斯密那代人没见过屏幕，但他逻辑的底色是对的——无数人各管一截，最后造出了谁也单独造不出的东西。预经济学做的事，是把"各管一截"的起点，从工厂车间挪到了你的指尖。

> 在你还没掏钱的时候，你已经在建设这个世界了。

斯密没写完的后半句——生产之前，需求如何被预见；消费之时，劳动如何被记功——中国学者在2026年，《国富论》出版250周年之际，接住了。

小麦归谁？归种小麦的人。这次，账本上该写他的名字了。

作者简介：余求宝，预经济学创立者，《消费劳动论》作者，数字经济价值分配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经济时代消费劳动价值论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组前期成果参见《预经济学导论》《消费劳动论》（2026完整修订版）。

姊妹篇说明：本文与《从一根针到一次点击：斯密没写完的后半句，预经济学消费劳动论接住了》（中华网2026-08-14）构成《国富论》250周年致敬双璧——前者以叙事接棒，本文以产权与第四权做理论展开，两文独立成篇，合并则构成"故事—理论"的完整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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